自5月起，我就承受著極大的心理壓力。5月初世界緊急援助的義工隊到內蒙古服務後，回程時遇上了交通意外，其中一位年輕隊員不幸喪生，也有多位義工受傷，於是我立即到當地了解及協助善後。看見死者家人傷心欲絕、隊友們輕重不一的傷勢，令我心酸和難過；然而我得忍受著悲哀和傷痛，埋頭處理及安慰受傷的隊員。那時，我覺得死亡雖在咫尺，但畏懼卻遠在天邊。
傷感猶在，又傳來四川大地震。傳媒鋪天蓋地報導著一幕幕家破人亡、生靈塗炭的片段，我也只能在天父面前為人世慘事哀哭歎息。
過去數年，我獲邀到內地的大學心理學學系講學，結識到對心理輔導有負擔的內地老師、學生及朋友，我很記掛他們的安危。我在5月底到內地作學術交流、6月又要到成都，雖然家人很擔心我，但我仍不改行程。抵步當晚，我已感到無數市民飽受地震的威脅，寢食難安。此外，在我到達成都的前一晚發生了4.7級的餘震，我在酒店內也害怕地震突襲，以致睡眠質素非常差勁。當晚，我感到生命受到威脅，深深體會惶恐渡日的狀態和混亂。
雖然我在專業心理輔導上有些經驗，但每次處理災後輔導，亦需要找自己的輔導員作情緒支援，才能將留在自己內心的傷痛挪開。當我發現原來死亡的威脅是「這麼近、那麼遠」時，就需要給自己充分的心理及精神體力的預備，這樣才能發揮自身的專長。
檢視自己對創傷與危機的反應
災難及創傷的經歷可能也發生在輔導員身上。當受助人描述慘痛的經歷時，輔導員或會勾起自己的「未了事情」（Unfinished Business），輔導員這時要敏銳於自己的情緒反應，並將受助人的經驗清楚區分。事後，輔導員亦需要接受臨床督導，認識自己有什麼未完成的經歷仍待處理。就正如我在成都時，一方面不斷接收當地居民的慘情──他們終日惶恐不安、在街上路宿等；另方面自己就在災區，常常擔心地震隨時再發生，憂慮著應如何逃生，又或若自己遇上不幸，家人得悉後能否承受等等，已沒有餘力聆聽災民的苦況了。
處理災後輔導，除了基礎的輔導知識和理論外，個人敏銳的判斷力、對人、對自己的反省力，及精神體力都必要具備。
尊重個別與文化差異
雖然大家同是中國人，但各處鄉村各處例，我們必須知曉不同地區及民族的文化，對創傷與輔導員的概念有何不同。有些群體羞於向陌生人講述痛苦，例如在數年前，我到斯理蘭卡海嘯災情嚴重的鄉鎮，作災後心理輔導的培訓，當地居民從不知道自己可以表達痛失家人的悲慘心情，對他們來說，分享個人的經歷是陌生的事情。在得到當地領袖們的協助及解釋後，我們才能取得當地人的信任，他們才可以將埋藏多時的情緒及眼淚傾流。輔導員必須覺察受助人的行為是迴避還是接受，且要依據受助人的社會階層、民族等的價值觀來輔導。
對處理危機的靈活性
災後輔導有別於一般的輔導，特別在處理危機時，與受助人會面的地點可能是在災難現場附近，或是醫院的等候室，而不是預約到辦公室會面。因此，對於談話的時機是否恰當、心情和狀態是否已準備充足等，輔導員必須敏銳地作出適當的判斷。若輔導員有「必須快速地作出輔導」的壓力，則需即時提醒自己：個案的進度是由受助者的心理情緒決定，不是由環境決定，輔導員要警覺地保護受助人免受第二次的心理創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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